周尚文 | 感受春天的气息——追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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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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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春天的气息——追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周尚文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和新思想，为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走进新时代贡献绵薄之力，《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一个人的40年”随笔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正好被借调到北京某部门工作。北京是我国首都，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各种重大信息也都从这里传出。在那个历史转折的敏感时刻，一到北京，就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政治氛围。那时，北京街头的出租车不多，但一上车，司机就会跟你谈论各种新闻，评论国是，有人戏称，北京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治家”。

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较早听到传达，不过，那时并未意识到这次全会的重大意义，只留下几点较为深刻的印象，一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一切从本本出发，要打破思想僵化；二是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似乎不提了；三是肯定“四五运动”是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清理重大的历史冤案。其实，此前两三年间，经历了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酝酿邓小平复出以及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已感受到严冬已渐渐退去，春天已悄悄到来，三中全会标志着正式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春天来了，春风吹拂，暖流涌动，万物复苏。然而，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如同春天的气候变化一样，阴晴无常。在社会科学领域，解放思想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又是有反复的。许多年来，“左”的指导方针给社会科学带来无穷的灾难：个人迷信盛行，教条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有形无形的“禁区”繁多，一整套僵化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禁锢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头脑。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然而，每个从那个严酷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一段不能思想、不敢说话的痛苦经历，许多人还遭受过不堪回首的凌辱和迫害。

但也无需讳言，我们这些从事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既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自己身上往往也中了不少“毒”，自觉不自觉地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传播出去。反思自己身上，主要的毛病有两个，一是教条主义，二是思想僵化。我们从事这个专业要多读一些马列原著，本来是件好事，但那时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严重束缚人们的头脑，凡本本上讲的，句句都是真理，不敢有任何疑义，死背硬记，囫囵吞枣，加上在那个年代，讲错一句话常常要遭来厄运，于是，宁左勿右，思想僵化成了我们许多人身上的通病。

要医治这些毛病，首先要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作为一个从事社会科学学科教学的高校教师，一个人文学者，担负着教书育人、传播科学理论的社会责任，思想僵化封闭自己的视野，阻塞自己心灵的自由思考，也扼杀自己精神生活的创新冲动，不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传授出去，贻害他人，这是经历“文革”、又获得思想解放年代给我最深切的体会。

十年内乱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刚过四十岁的我，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回想1961年大学毕业留校后，被分配到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任教，这个专业，是一个浸染“左”毒很深的学科。这门课的前身名为《马列主义基础》，是从苏联高等学校直接搬过来的，教材用的也是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发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以这门课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苏联模式的色调，例如篡改史实、混淆是非，还贯穿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日益残酷”等一系列“左”的错误观点。

改革开放之初，春风吹拂，一股“解冻”的暖流开始在全社会上下涌动。我们的学科体系、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方法，乃至个人的观念和治学态度，也受到严重挑战，要求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除了与时代同步，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外，结合学科专业领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思想解放，少不了要打破过去教学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封闭状态，开展教学改革和学术交流。

1981年3月，我应邀参加中央编译局在大连召开的“罗莎·卢森堡学术思想研讨会”。卢森堡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左派革命家，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专门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更令人瞩目的是，会上分发了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罗莎·卢森堡研究专辑》，首次披露了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建党思想和苏维埃俄国初期的执政方略提出批评意见的两篇文章。在过去封闭僵化的环境下，从未听说过队伍内部对革命导师有如此尖锐的批评意见，即使有人与马克思、列宁有过争论，也总是对立一方是错误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斯大林就因卢森堡曾经与列宁有过争论而判定她犯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看了卢森堡的原文，我的脑海里引起一波巨浪，在会上讨论也很热烈。虽然代表们看法各异，但大多数人形成一个共识，即要把革命导师的言论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和考察，不应“读经”“注经”式的去理解，更不应推崇为“句句是真理”。

罗莎·卢森堡

那时，国内学术研讨还刚刚兴起，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自己的思想解放。后来，我就此发表一篇论文《正确看待左派领袖间的分歧》，认为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和卢森堡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现象，是“同一战壕”中“同志和战友之间的相互批评和争论”，必须清除我们头脑里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观念，就是把革命导师看作“完人”，把他们视为“神”，似乎他们永远不会有缺点和错误，凡是他们同别人发生分歧和争论，也总是他们正确，别人错误。这是一种教条的且带有盲目迷信色彩的看法，很清楚，不破除这类看法，就谈不上什么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陆续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清理和平反昭雪。从学科研究的视角，我国学术界也不能对国际共运史上重大错案置之不理。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国内就出现一股重新评价布哈林的研究热潮，助推了当时刚兴起的经济改革，也触动了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弦。但当时，人们对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却没有人敢碰，对此人的评价问题仍讳莫如深。

托洛茨基曾与列宁共事多年，也与列宁产生过分歧和争论，他曾是十月革命的组织指挥者，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总司令，还担任过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职务。列宁逝世后，因其与斯大林政见不合，加上权力斗争的因素，他遂成为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国，加给他身上的罪名很多：“野心家”“阴谋家”“杀人凶手”“帝国主义间谍”等等，被视为共产党的“死敌”。但此人影响很大，许多国家共产党内、包括中共党内都有一批追随者和信仰者，人们统称其为“托派”。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把托派与反革命派相提并论，所以谁都不敢贸然去触及这个人物。而对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共运史、苏联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来说，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研究对象。

197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找到我，交给我一本英文版的托洛茨基自传，希望请人翻译后在上海出版，并说当时在北京还不便出版，于是我在校内请了几位谙熟英文的老师进行翻译，重建不久的华东师大出版社答应将书稿作为教学参考用书内部出版。

由于翻译难度很大，在此期间，我还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敬山同志访问了出狱不久、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中共早期党员、中国托派的著名人物郑超麟先生，他曾于上世纪30年代翻译和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今这些著述却到处寻觅无着。这位老先生颇为幽默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找错了方向，托洛茨基的书在图书馆是找不到的，要到公安局去找。”原来，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托派，命运多舛，国民党统治时期，被视为脱共的“危险分子”，坐牢流亡，受尽苦难；中共执政后，又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从他们家中抄出的托洛茨基著作，当然被公安局没收去了，连图书馆都不敢收藏。在组织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较深的了解，也形成了分期评价托洛茨基功过的初步看法，对此人的“功”与“过”在不同阶段应作客观的研究和评价，不宜全程抹黑，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个看法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

托洛茨基

这里还有一件往事。1981年夏，我应邀参加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于四川乐山召开的年会，在小组会上我谈了对托洛茨基评价的一些看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承会议主持人的厚爱，让我在大组会上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应该对托洛茨基这样有巨大影响且有复杂经历的历史人物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功归功，过归过，不宜全盘否定，不应跟着苏联官方的口径转，中国学者应当根据史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如今看来，这些都是极为普通的道理。然而在当时，学术禁区还很多，稍不小心，就会踩上地雷，招灾惹祸。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托洛茨基早已盖棺论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派别首领，根本无需再去评价和研究，谁想去碰一下，就是亵渎原则，就是别有用心，想为托派翻案，那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记得发言结束后去吃饭的路上，中央某权威杂志的一位编辑对我说：“托洛茨基的评价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听说你要对托洛茨基问题发言，你胆子够大，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听完之后，觉得有点道理。”有的同行对我说：“你的观点我赞成，但我不能回学校去讲，否则准要被揪！”也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谨慎小心。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作为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教科书。《教程》是一本“无人化”的苏共党史教科书。因为在此书中，只看到两个“神”和一群“鬼”的活动和争斗，唯独没有“人”的活动的印痕。两个“神”即列宁和斯大林，一群“鬼”就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首领。前者是神，能洞察一切，指点迷津，无往不胜；后者是鬼，是钻进党内、革命队伍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必须将他们斩尽杀绝。由此，斯大林的结论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于是，一部党史，变成了一部路线斗争史，一部“神”“鬼”交锋、驱邪除鬼的历史。

这本书对我国在干部教育、历史研究乃至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必须清除《教程》的流毒，才能从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重建我们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式。据此，1982年初，我与姜琦同志合写了一篇呼吁重评《教程》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第1期《书林》杂志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我还以此课题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举办了一次重评《教程》的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贡献一份力量。

科学的春天毕竟到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春风的吹拂下，科学的真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突破禁区、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成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我有幸亲历了这个年代，亲身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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